首先要赞一赞无锡政府，有心之人方为有益之举，开辟这样一个讲台，供学者论道，供百姓闻言。同时也提点建议。据说演讲对公众并非免费，票价达数百，而公务员和事业机关人员倒可享受优惠；当然小生也是趁了这趟优惠风才得以常往，但仍希望政府多办平价活动。实际会场空座不少，以无锡几百万城市人口之众，若能低价惠民，想必场场大满。

在豆瓣上也发过几次帖子，共享手中余票；上次演讲中，身边一位小哥提醒，不如每场写点感想，网络共同讨论，倒可增进理解。小生谨记在心，因此成文。

小生患近视，且厌恶镜片，故看不清主讲人PPT，会场上胡乱抄写，寥寥草草；事后也懒性大长，多日之后才做整理，都是自己话语。演讲录音为公证，若出现理解错误，和演讲本身无关。

一、关于当前经济形势

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内部主要表现为典型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其内因为中国社会经改革开放三十年后逐步进入耐用品消费时代，消费市场生长缓慢，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严重不匹配所致。耐用品消费市场的形成有赖于经济持续增长和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

二、建立利益博弈机制

内需市场需要培育出具有消费能力的社会阶层。社会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应有市场机制和与之配套的利益博弈机制进行调整，即需要建立较全面的代表利益冲突各方的协调机制。政府角色应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统筹管理逐渐转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调解仲裁。特别举例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后建立起的工会制度。

三、利益博弈的大背景

背景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环境，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社会，已进入社会利益冲突为主的多元化矛盾时代。利益冲突有别于其他社会矛盾的重要特性是，其矛盾焦点在于利益分配，具有较大的可协调性。如涉及具体金额、具体利益分配方式等矛盾。中国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化，利益冲突的广泛发生不可避免。解决冲突的根本手段在于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而非杜绝利益冲突。

四、利益协调的方法选择

政府作为利益冲突的调解仲裁者，须选择合理的利益关系调整机制。社会利益冲突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使既往政令式一刀切的政府协调方法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劳动合同法》；由于难以顾及具体矛盾冲突的特殊性，其协调结果往往严重偏离预期，甚至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政府应着手建立允许矛盾冲突各方平等协商的利益协调机制，并设定博弈规则，对博弈结果进行仲裁和再调解。

五、建立机制的紧迫性

当前很大数量社会利益冲突中，冲突各方所占有的既有社会资源、获得社会资源手段、利益凝聚手段、利益表达手段、实现利益手段等严重不对等；实际参与协调仲裁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往往未实施有效措施进行调整；从而导致利益博弈结果严重损伤某一方或几方利益。如当前普遍存在的农村征地问题、城市拆迁问题、工人工资问题等。而现行的利益博弈机制使得博弈受益方获取更多的资源，进而使其有能力进一步影响乃至控制利益博弈全过程，最终愈加扭曲博弈过程。利益博弈的不均衡形势，将使原本相对简单的利益冲突加剧，存在诱发社会矛盾的危险。如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上访事件等。

六、建立机制的困难

政府作为利益冲突的调解仲裁者，其行为方式不利于有效解决冲突；作为博弈机制的设计构建者，其思维方式不利于有效建立机制。改革开放以来，阶级矛盾论虽然已被证明严重偏离现实，但其影响依然左右政府和执政党的行为。即某些地方政府乃至中央部委仍对利益冲突为主的我国各类社会矛盾持有极为谨慎的态度，认为社会矛盾冲突范围和规模需严格控制，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解片面，处理矛盾时思想和方法仍显保守和僵硬。由此形成的举国体制、社会动员机制、政绩评价机制等已成为建立利益博弈机制的体制性障碍。

七、破除体制性障碍

政府和执政党须准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现状，即政治基本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突出，将政治基本稳定视为解决社会矛盾之宏观前提，而非之直接目的。唯有思想观念的转变方能带来政策方略的突破，体制性拘谨须由体制性自信解决。

八、提问

现场问题不少。记住的大概有“政企合作维护稳定”和“仇富现象”，答曰现象确实存在，前者是体制弊病，后者源于财富分配存在一定程度不均。一位江南大学高材生的问题也颇有意思，“主讲人对国内经济危机推理逻辑应作补充”，主讲人大概倦怠，没有正面回答。

小生递上两张纸条，大意是“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思想和具体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代表性，即作为公正根源的代表性存在问题，当作何看待”和“假使代表性问题成立，即，改革未动其方向已坏、政策未发其目标已坏、机制未建其模型已坏，当如何解决”。时间关系，主讲人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当前确存在代表性问题，即部分政府机关在诸多社会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中扮演利益攸关方甚至利益主体。

九、一点感想

前两年看过孙先生的书著，平时也常读他的报纸专栏，十分认同其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此次演讲，时间大概安排紧凑，主讲人面色疲劳，到末尾已是难掩倦意，实在辛苦。演讲内容上，谈形势论机理为主，个人相对期望的改革方向和具体建议上涉及不多，小有遗憾。对于演讲内容，还想同无锡主办方提点建议。金融海啸百年不遇，经济滑坡危机四伏，确当多听专家学者意见，以谋方略。但各家各派专长不同，且所论各类均可有益社会进步，若每每将主题关联经济形势，则稍显“八股”了。

十、提问补遗

关于江南大学那位高材生的问题，主讲人的回答可能略显苍白。小生越俎代庖，妄作胡言；这位仁兄假使看到此文，有兴趣可共同探讨。问题全貌大概应是：主讲人的逻辑（社会进入耐用品消费时代，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形成经济危机）需作补充（社会进入耐用品消费时代，耐用品成为社会主要产品，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形成经济危机）。作答如下。

对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主要解决了大部分群众基本生活需求问题，第二个十年中，耐用品生产（这里指的是对应内需的耐用品生产）逐步增加，同时耐用品消费市场也逐步成长。期间国内经济发展的几次波动，对耐用品生产和消费都同时造成影响，如九十年代中期的物价不稳定等，总体上社会仍向耐用品消费时代演化。进入第三个十年，一些特殊情况则大大提速了耐用品生产，包括住房改革、入世等；同时相应的内需市场成长明显滞后，包括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国企改革等造成的消费拘谨和不足，以及长期没有解决的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过低问题（一方面刺激耐用品生产以供出口，一方面继续影响内需市场形成）。近两年国际市场萎缩，从而加重国内耐用品生产过剩现象，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宏观看来，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耐用品生产因外向型经济、城市化进程、高增长模式、价格机制等因素而快速发展，而内需消费市场因同样因素而缓慢成长，从而造成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条件。

小生不是经济系学生，对“耐用品成为社会主要产品是否是耐用品消费时代前提”之中逻辑关系不甚明了，只大概以自己理解胡诌，争鸣而已。

七月三日于无锡